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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引发三大变化：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说，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正是如影随形。例如，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的同时，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则高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最主要的意义是本来可以使我们早在若干年前就预见到：由于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不管怎么说，即使经济学家因过于草率地质疑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并相应地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未能发挥其预言家的职能，当这些现象终究发生时，事情并没有严重到只剩下亡羊补牢的地步。
尽管我本人一直是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预言者，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针对理论界和舆论界流行的观点，本文随后的讨论将对以下两个疑虑给予否定的回答，即第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相应地，第二，人口红利消失是否将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其实今年出现的涨薪潮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事实上，农民工工资在2003-2008年期间，是以年平均10.2%的速度提高的。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和同事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过来，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我本人一度也认为如此，不过，我现在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这个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不过，制度性障碍的确影响着劳动力充分转移，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
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定义是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比重，因此，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是，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我们可以根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毕竟，恰恰是最富的国家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我们面临的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例如，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但是，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却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前面提到的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是会枯竭的，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
说到底，作为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对其前景做出预言的始作俑者，我丝毫也不迷信人口红利。毕竟，越是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提醒世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无异于呼吁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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