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基础没打扎实：很多城市的能耗数据在经信委，但负责节能减排工作一般在发改委，牵头碳交易试点工作的发改委并不能“顺畅”拿到重点用能企业的能耗数据。两家管理机制给试点碳交易市场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与此相反，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则有相对独立的部门负责气候变化工作，而且部门之间协调得比较好。
　　 另外，在中国大部分省市，能耗和产能产值成正比，某种程度上说，对能耗水平的控制就意味着对经济总量或增量的“封顶”.当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生存压力增大。好的方面看，企业可主动调整转型，降低能耗，提升竞争力。坏的方面说，则可能导致企业搬离试点省份，或者干脆“认罚”,而一旦企业积极性受挫，政府则面临招商引资难。
　　 “由于中国碳交易试点工作面临诸多障碍，全国性碳交易计划的推出尚需数年时间。”经济学人智库能源编辑Martin Adams说，“这些试点工作还将大范围遭遇来自国有企业的阻力，以及部分监管部门的警告。数年以后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运行碳交易方案。”[详情]

　　找“米”下锅成为挑战：不可忽略的是，在国内碳排放交易制度还没建立的前提下，北京、上海、天津“三大”交易所目前仍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如何盈利是个谜。
　　 现在市场上的碳交易应该分为两种，一种叫“配额碳交易”,被市场称为“米”,具体指的是各企业持有国家颁发的排放指标标准进行交易，有的企业所用指标有剩余就可以卖给其他企业，避免污染，也称“碳中和”,这是世界通行的，但我国现在尚未实行；另一种则是自愿碳交易，这是企业双方从环境发展角度出发的义务行为，目前大多是为了形象宣传而进行自愿碳交易。
　　 因为“配额碳交易”尚未实行，三大碳交易所纷纷靠开展主业之外的副业维持运转。[详情]

　　减排是逐步推行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碳排放权交易也不是一天就能有。”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希坦言，“我们等得起。”李正希表示，广东不可能全部实现减排，9月份将开展的碳交易试点，不可能所有行业马上实施，政府应该会先选择三五个行业，逐步推进减排，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测算当中。
　　 李正希指出，广东省是城乡二元体制，21个地级市加上省级层面，相当于22个诸侯经济。由于主体多发展不均衡，有些地方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供出售，另外一些地方可能就需要购买环境资源，广东的难点在于城乡二元体制，需要打破条块分割，打破要素市场，集中交易资源，走市场化、专业化道路。他强调，碳交易市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干预太大，市场不能按行政划分的概念来考虑。[详情]

　　春天或要等到2014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额呈爆炸性增长，2004年3.77亿欧元，2008年达到910亿欧元，2012年将达到1400亿欧元，有望超越石油交易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每每谈到碳交易，类似这样的数据会让市场振奋不已。但实际上，春天有没有这么快能来到？李正希的回答非常严谨：“如果，2013年一级市场如国家工作部署般启动的话，那么，2014年二级市场便可以开始启动，并进入规模化交易。”

　　交易规则是主导：碳交易以市场机制实现低成本控排目标，理论上的优点是在确保完成控排目标的同时降低成本，但前期投入成本大、受体制机制影响大，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深入影响尚不确定。因此，我国在建设碳交易制度的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重点考虑。
　　 台北大学助理教授、台湾碳排放交易推广协会李坚明表示，中国目前是先成立碳交易所，再探讨碳交易规则，颠倒了顺序，而由于这些交易所都是先于制度产生，就只有呐喊的作用。
　　 李坚明以台湾地区开展自愿碳交易为例介绍，台湾地区产业自愿减排由于奖励诱因的激励，参与比例达到56%,原因是台湾地区政府会补助企业资本设备投资、减免能源税或碳税。
　　 另外，最重要的配套奖励诱因是，进行了自愿减排的企业，对于过去减少的碳排放量，在台湾地区未来进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时，可以给予碳排放权配额奖励。由于这些奖励诱因，台湾地区产业参与自愿减排的比例非常高，比如钢铁业、石化业、水泥业的参与比例都是百分之百。[详情]

　　对碳金融的展望：来自低碳投资公司Cadogan Capital Advisors 的Shane Spurway 拥有丰富的碳交易市场经验，他认为，碳金融若要得以发展，交易所必须能够为参与者提供远期交易板块，即允许交易者进行期货交易。
　　 Martin Adams说：“由于公司对碳交易缺乏了解和参与热情，加之交易选择有限，以及缺少金融机构，由此可以断言中国新兴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能还会受到实际交易不足的困扰。”[详情]

　　通过“市场之手”进行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应用的中国碳交易体系是我国的一次试水之举，虽然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知是迎来夭折的命运，还是继续成长，但建立碳交易市场、通过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仍然算是一次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