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中国式”产能过剩：风险与治理

  摘要：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产能过剩，带有突出的“中国式”特征，其风险也在逐渐显现。产能过剩的局面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速的回升，产能过剩行业资金链断裂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会专家建议搞对价格，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加大金融市场创新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并鼓励有意愿的企业走出去，消化过剩产能。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了内部课题评审会“中国产能过剩风险及治理”，来自人民银行[微博]、银监会、工信部等部门，社科院、国研中心、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多家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与会。

  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产能过剩，带有突出的“中国式”特征，其风险也在逐渐显现。产能过剩的局面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速的回升，产能过剩行业资金链断裂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会专家建议搞对价格，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加大金融市场创新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并鼓励有意愿的企业走出去，消化过剩产能。

  “中国式”产能过剩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一揽子刺激政策造成投资过度，形成了巨大产能。近三年来中国内外需疲弱，消化过剩产能的动力严重不足，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并存，传统产业尤甚。然而，在多数传统行业总体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性的产能不足。

  从产业领域来看，重化工业主导过去十年的产能扩张，也是当前产能过剩的重点领域。从地区结构来看，中部地区产能利用水平较高，这可能跟危机后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快，消化过剩产能较多有关。东部地区的产能利用率受外需大幅萎缩的影响较大，出口企业产能过剩较严重影响产能利用水平。受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西部地区的很多资源型、重化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在下降。

  虽然我国的产能过剩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有关，但我国经济独特的增长模式使其带有“中国式”特征。

  投资主导型、粗放式增长模式使得国内生产能力容易受外需波动影响，当出口面临冲击时，会迅速表现为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相对不足难以化解过剩产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则逐年下降。投资率上升与投资回报率边际递减叠加，则进一步加剧过剩产能。

  而且，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不利影响越发明显。在当前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分税制下以生产型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之下，再加上对非预算内的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投资规模显示出极强的偏好，并且大多倾向于将生产性投资投向重化工领域。因此，我国长期存在的产业同构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现象，不是简单的企业为谋求高利润而进入某行业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实施地区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这也会对社会产生“示范效应”，导致民间投资大量跟进，放大了特定行业投资膨胀和产能过剩的程度。政府直接或隐含的担保使得银行部门对该行业产生盲目乐观情绪，从而引发银行间的信贷投放竞争。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资导致了各地极为类似的产业结构，地方保护主义也使得价格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落后和过剩的产能难以淘汰。

  产能过剩的四大风险

  制造业产能过剩制约了经济增速回升。制造业投资占全部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高，基建投资增长难以冲销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的投资增速回落的影响，加上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加大。2014年前八个月，工业增长率较危机后的高点有大幅回落。

  产能过剩加剧可能带来经济通缩风险。近三年来，由于工业产能过剩加剧，PPI连续三年处于通缩状态，部分产能过剩较严重的行业通缩仍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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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过剩行业杠杆率持续上升加大企业部门债务风险。中国产能过剩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工业和国有企业部门，一般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当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剧时，部分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资产周转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盈利状况恶化，偿债能力变弱。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这些企业又不得不依靠外部债务融资，导致杠杆率进一步上升，产能过剩加剧和杠杆率上升相互强化。产能过剩部门杠杆率不断上升将导致企业部门杠杆率整体上升，债务风险也将随之上升。

  产能过剩行业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宏观调控政策收紧时，产能过剩行业的部分企业会出现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可能通过其上下游企业和借款银行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导，最终演变为金融风险。并且，工业和制造业的不良贷款率高于同期的房地产贷款、基建贷款和个人贷款。这种状况的后果是银行开始控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发放，产能过剩行业开始转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其杠杆率持续上升。随着监管部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这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在加大。近来屡屡爆出的信托集合、信用债项目的兑付危机、违约风险，有很多都涉及到产能过剩行业，这也预示着产能过剩带来的金融风险正在逐渐显现。

  化解过剩产能四策

  化解产能过剩，首先可利用当前处理过剩产能的时机，加快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正确反映固定资本形成成本。具体措施，一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取消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地。二是加快水、电、油、气、矿等资源价格改革。三是加快资源税费改革，正税清费。四是深化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

  其次，应清理各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各种不合理的产业政策支持，做好职工安置的同时淘汰依靠补贴生存的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进而以市场机制推动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此外，应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破地区、行业封锁，加快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大市场。再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国资授权经营体制，依托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平台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重组。

  第三，应加大金融市场创新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减少产能离不开企业的兼并重组，当前的金融市场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不够。截至2013年6月，金融机构人民币普通并购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不到1%，未来可供发展的空间很大。未来可加大发行用于并购的定向工具(如私募并购债)，这有助于拓宽企业的并购资金来源，不再仅限于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来看，并购债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间的兼并重组。

  最后，可支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按照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原则，如果企业有意愿走出去，并且落地国也对这种转移持欢迎态度，那么我国政府的产业制定机构不应对此设置过多的障碍，相反，政府各部门应相互协调，做好针对产能转移的服务工作。一是合理规划和充实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二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依托财政信用和贴息等支持，提供规模大、期限长、利率低的融资。三是按市场化原则创新外汇储备运用。四是加快发展海外投资基金和提升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