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关于大企业的四个迷思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近几年我国大企业应运而生。在今年世界500强里我国企业达到110家，仅次于美国的134家。最近央企也在加快重组步伐，一批国家级公司浮出水面。但是一些专家和媒体提出不同的意见，形成了一些迷思：中国的大企业大而不强、大企业垄断、大企业妨碍中小企业发展、大企业不创新。对大企业进行一些反思是好事，但也不能以偏概全。下面就这四个迷思讲一点看法。

  迷思一：大企业大而不强

  大企业形成和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基本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日本韩国是上个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我国则是在这个世纪的这十几年形成的。大企业形成主要是靠三种方式：一是内生式成长的百年老店，像德国西门子、华为等；二是靠兼并重组发展的，如美国GE公司等；三是靠集成创新和互联网能力，如美国苹果公司、阿里巴巴等。但无论何种形式发展起来的大企业都有它强有力的核心专长。

  最早说大而不强，应是前些年看到世界500强榜单上的企业有一些亏损企业，其实，作为大企业的阶段性亏损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因为经济周期带来的，也可能是自身的结构性调整，当然也有管理和技术创新上出了问题的，但也不能因为一个大企业暂时亏损就认为它大而不强。

  我国大企业主体是国有企业，但这些大企业的核心企业往往都是大型上市公司，而我国大企业又以重化工业为主，这些企业目前正在结构调整中进行艰难的转型，效益出现下滑也是客观的。但是，这些企业是实体经济的根，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不应该认为它大而不强。

  当今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大企业之间，经济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企业林立。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一个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占该国GDP总量的比例为35%-45%。是否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实力的关键指标之一。当然，大企业确有一些“大企业病”带来的问题，这些也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把大企业的目标定为做强做优做大，表明我们在大企业发展目标上有了更综合的定位，做强、做优、做大是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互为关联，不可拆分。

  迷思二：大企业垄断

  在上个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销售联盟辛迪加和兼并重组形成的康采恩应运而生，它一方面缓解了市场的恶性竞争，但却形成了市场垄断。因此，美国等国家也先后制定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法律，对企业合并进行反垄断调查等，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应该看到，兼并重组是企业重要的成长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曾指出，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也对企业兼并重组的审查有所放宽，先是美国修改了相关法律，欧洲也效仿美国，目前企业合并申请否决率极低。西方正在经历第六次兼并潮，许多巨无霸企业也进行了合并。2015年国际两大化工巨头陶氏化学和杜邦公司宣布合并，市值超过1300亿美元，两家曾入围世界500强的水泥巨头法国拉法基和瑞士豪西姆合并组建拉豪集团。近几年，几乎没有听说哪家公司由于过大而被政府拆分。

  企业是否垄断和企业规模大小、市场占有率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垄断是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大企业如果只是规模大但没有垄断行为就不能叫垄断。在西方许多小国家，加油站只有壳牌一家公司，但它价格稳定，不漫天涨价，也没人告过它垄断。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我们的大多数产业都已经过剩，且集中度很低。供给侧改革治理过剩的一个办法就是兼并重组，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去产能”思路就是“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今天我国产业的主要矛盾是治理过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治理过剩时制定了企业合并的重构法，并明确在重构法下企业合并反垄断法不适用。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不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动辄就给企业合并戴上垄断的帽子。

  迷思三：大企业妨碍中小企业发展

  这些年总围绕大企业和中小企的关系有些争议，核心点是大企业挤压中小企业、政府政策和银行支持大企业不支持中小企业。其实，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大河和小河的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大企业是中小企业的用户，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分包商，谁也离不开谁。一个大企业周围，总有成百上千家中小企业为之服务。甚至可以说，大企业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引擎，一个大型制造企业，在物流、后勤、小配件供应、远程客户服务等方面，都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例如，一个汽车制造商至少需要260家左右的各类配套和外协企业，一个民用飞机制造商则需要上千家外协、外供企业的配合。美国苹果公司的智能产品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的成功，正是依赖于“应用商店”调动数万个小公司为其提供应用程序，承担每年数亿次的客户端下载任务。当年日本经济经济泡沫破灭以后，产业空心化，许多大企业产业出走，受危害最大的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可以用“哀鸿遍野”形容。

  关于银行贷款，实际上银行贷款给大企业，由大企业支付预付款给中小企业是个合理的现金流动，大企业比银行更知道中小企业的信用情况。大企业贷的款去哪里了，还不都是给配套的中小企业用了。其实，中小企业银根紧时，往往也是大企业被银行压缩规模时。一般情况下，大企业信用等级高，还本付息能力强，也是银行重点考虑的。说句公道话，这些年，银行是把部分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大企业了。当然，我国的银行系统也正在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

  关于政府的扶持政策，像二十年前韩国就是奉行大企业政策，培养出了像现代、三星这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我国台湾地区是中小企业政策，主要靠给跨国公司做代工和外包，这些年没有形成像样的工业体系和国际品牌，前几年我去台中工业区看，很多加工厂都空空荡荡。所以，从我们的战略出发，我们应奉行培植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政策，同时也要发展好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群体，形成强有力的根植海内外两个市场的工业体系。

  迷思四：大企业不创新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在他的著作《大繁荣》中重要论点是大企业不创新，他认为创新主要靠草根创新。而德鲁克先生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认为，说大企业不创新是错误的，他说，尽管许多重大创新不发生在大企业中，但一些大企业的百年老店是一直靠不断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

  从历史上看，大企业一直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比如通讯领域的通用公司贝尔实验室，汽车领域的福特汽车公司，计算机领域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英特尔、微软公司等。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和领军作用，开创了工业化的新时代，也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物质文明。

  目前，我国也正在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在互联网等产业草根创新成绩菲然，涌现了不少创客。但我国工业的大量持续性创新仍由大企业承担，我们引以为傲的神州飞船、高铁、核电等技术都是大企业创造的。创新需要基础和实力，像编个软件可能有个电脑在宿舍和车库里能搞出来，但要生产大飞机、研发航空发动机、冶炼特种钢材还要由大企业完成。国务院在“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提出，创新既要有大企业顶天立地，也要有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说清楚了各自的创新任务。

  重要的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大企业可以搭建创新平台，可以把面临的问题放在平台上让中小企业“打擂揭榜”，也可以把成果汇聚到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像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美国辉瑞公司，它的许多技术来源于外包的中小企业。前不久，我去上海药明康德，这家公司是专为世界各大药厂做技术外包的，这些年自己也发展成了一个有上万名科学家的开放型创新平台。

  大企业应克服的是一些惯性思维和阻碍创新的一些内部机制，大企业确实对持续性创新比较坚持而对颠覆性创新不够敏感，同时，大企业的机制也往往不能满足互联网等新产业的要求。但这些情况也在改变，特斯拉的电动车不错，但宝马碳素外壳的电动车也很轰动，北汽的电动车也后来居上，大企业在转型期中正在学会自己“颠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