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纯新:在浮躁中求解企业方程
据说,香港小超人李泽楷,从白手小子到实现控制近6000亿港元财富的香港第二巨富“三级跳”,即创办香港卫星电视、兴建香港数码港、并购香港电讯,仅用了10年时间。
同样是10年,科研人员出身的詹纯新,带领包括他在内的8名创业者,依靠50万元借款,打造出了17亿元资产的现代企业集团——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7亿元人民币与6000亿元港币相比,似乎太过悬殊。但不同的是,李泽楷是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圈钱,而詹纯新则是在众多的企业家对李泽楷“顶礼膜拜”的浮躁中,实实在在地求解着企业发展的方程。“李泽楷”多了,有可能让许多人仰着“新经济”而吃不上饭,而“詹纯新”多了,则可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产业换代升级!
一个人,如果用“加法”设计人生,他的道路或许会很平稳。但若想成就成功的企业家,就必须懂得什么时候用“加法”,什么时候解“方程”,让企业在方程式的变幻中,开放壮丽的奇葩。
定位与资本的方程式
有过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数学教师经历的詹纯新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遇到难题,他总是抱来一摞厚厚的资料,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运用熟悉的逻辑推理解题。人生的紧要关头如此,做企业亦如此。
1992年,詹纯新走上了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年仅37岁就成为司局级干部,詹纯新的机遇着实令众多同龄人所羡慕。詹纯新自己也知道,只要在工作中不出现大的闪失,只要他遵循着“一慢二看三通过”的为官之道,他的前途将会无比的辉煌灿烂。
但现实却打破了詹纯新在许多人眼中的个人蓝图:一个拥有500多名科研人员的国家级研究院,每年仅靠国家划拨的100多万科研经费和二、三百万的技术转让收入艰难度日。在市场逐步放开的年代,为了搞活,研究院以研究室为单位,成立了十数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以期让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发挥最大的效益。一向以科学研究为已任的专家学者纷纷夹起了皮包,卖图纸、做生意,忙得不亦乐乎。用詹纯新的话说,那时的研究院是“室主任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大小诸侯割据,拨拉的是自己的小算盘,想的是怎样让自己那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过上好日子。研究院事实上剩下的只是一块虽大却空的牌子。
上任伊始,詹纯新协同院长赴北京找国家计委要项目。在北京的多日奔波中,他蓦然意识到:国家的科研项目寥寥无几,即使要到了,资金也是微不足道。靠这样讨饭吃,研究院永远也摆脱不了目前的窘境。
一个由几位农民兄弟经营的乡镇企业,依靠向科研院所购买科技成果,都可以成就一番大业;一群高智商的知识分子竟然守着“第一生产力”向别人讨饭吃,这难道不是科研人员的迷茫?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送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詹纯新果断地对院长说,既然我们能把徐州工程机械厂这样的企业扶持成行业龙头,也能把山东一家生产土起重机的五人小厂变成年销售额过亿的企业,为什么不能自己办一个企业,让科技产业化?
1992年9月28日,由詹纯新出任总经理的长沙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尽管当时公司最大的设备是一台价值5000元的台钻,詹纯新还是豪情满怀地提出了目标——“现在公司是研究院的,将来研究院就是公司的。”这个目标虽然表达詹纯新鸿鹄之志,但在当时多少有些犯忌:一个国家级研究院,凭什么会成为你公司的?口气太大了吧?
“没有人愿意到中联公司来。”詹纯新回忆说:“那时,院里的十几家公司虽没有什么规模,但小日子过得都挺滋润。”
詹纯新的公司首先选中的产品是砼输送泵,这是他经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后确定的。他认为,商品砼在我国基建行业之所以迟迟成不了趋势,关键在于推动这个行业进步的先进设备——砼输送泵,国产的质量过不了关,进口的价格又昂贵得让施工单位难以承受。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产品将有无限的市场空间。
经过无数次的设计修改和试验,1993年7月1日,中联公司第一代产品HBT40砼输送泵,终于在研究院院内的一堆篝火旁诞生了。科技一旦转化成产业,便迸发出核聚变般的能量,当年,中联公司总共生产了10台设备,却创造了230万元的利税。
首战告捷。200多万元利税的爆炸性新闻,震惊也震醒了一批科技工作者。为了扩大企业规模,研究院实验车间和输送泵研究室一同并入了中联公司。
1994年初,正当中联公司准备用加法递增企业利润之和的时候,已售出的10台产品却红灯频闪,纷纷告急。砼输送泵不同于其他设备,一旦出了故障,抢修不及时,砼的浇铸界面就会凝固,不仅影响施工质量,更会造成设备和输送管道报废。
中联公司的科技人员,像消防队员似的奔赴在各个施工现场,掌门人詹纯新却又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数日后,他走出房门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十分吃惊的决定:停产,重新研制第二代产品!
那时的中联公司,己拥有90余众,全部停产搞研发,每天的开销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面对众多的反对意见,詹纯新不为所动:“成功了,功归大家;失败了,责任我一人扛。”他斩钉截铁。
又是一个7月,中联的第二代砼输送泵产品终于下线,到年底,公司不仅卖出了45台,还免费换回了前期生产的10台。这一年,中联公司的销售额猛增至4000万元,利税突破1200万元,一举成为长沙市利税过千万的大户。又过一年,中联公司的销售收入便平稳越过了亿元大关,利税达到了3700万元。
10年后的今天,提起当年的停产决策,詹纯新仍然津津乐道。他说,当时的产品虽然有一些问题,在市场上仍是供不应求。但如果只顾那点眼前的蝇头小利,不痛下决心停产搞研发,中联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规模和业绩。
牛顿之所以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们总是片面强调国产化,因为我们不懂得民族的,必定是国际的。
高位嫁接与自主研发的方程式
研究院十数家大大小小的“诸侯”,在经历了卖图纸——短期效益使技术低水平重复——最终丧失技术市场而转做贸易——终因非己专长而失败后,纷纷归于詹纯新麾下。研究院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各研究室核心技术能力的整合,使中联公司产品的研发再一次呈几何形裂变。
一大批技术先进、适应市场需求的科研产品源源问世。HBT系列砼输送泵由一种规格发展为HBT30至HBT125十几个不同规格、不同伐型、不同动力的系列产品。其中,HBT125砼输送泵的技术指标可达到400米垂直高度/2000米水平距离。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把独霸一方的德国同类产品赶出了中国市场。他们还开发了系列塔式起重机、塔式起重布料两用机、砼布料机、城市清扫车、振动压路机、砼泵车、低噪音振动器等一批高科技产品;获国家专利20多项;完成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课题项目25项。
鲜花和掌声开始伴随着詹纯新,他的思想却穿越赞美的重围飞向远方。他来到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欧洲,寻找中联公司与欧洲百年老店的落差。在莱茵河畔和阿尔卑斯山脚下,他发现了中外企业经营理念的差别:我们做企业往往从立项开始,就把一切与产品相关联的要素全部囊括其中;而欧美发达国家则不然,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的配套企业,如众星烘月般地为之服务,形成了分工科学合理的产业体系配套群。核心企业选择配套供应商,不局限于哪个国家和地区,不考虑是不是国产化,但必须是最好的。由于每个专业厂都只研究自己最核心的技术,主机厂自然就成了集成创新的总装厂,产品当然是一流的。
站在欧洲百年工业文明的高山之巅,詹纯新深深悟道,从技术创新到市场运作,中联公司在许多方面并不落后于欧洲同类企业,巨大的落差集中反映在经营企业的理念上:比如我们十分看重国产化率,这样尽管中联产品的设计已经趋于完美,但国内配套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却达不上标准,而中联公司若想自己生产这个零部件,却又发现所需国产材料不合乎要求;再比如欧洲是一个有百余年基础的老工业基地,而我们发展重工机械的历史不过几十年,大家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任我们怎样废寝忘食地闷头在屋子里搞研发,即使累得吭哧带喘,也只能望其项背。
“那么多拥有创新优势的配套企业,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中联公司科技产业化的目标已经实现,现在该是利用高位嫁接的手段实施产业科技化了。”詹纯新智慧的闸门一开启,思想便如滔滔江河喷涌而出。
2000年法国巴黎博览会上,詹纯新和他的同事被一个意大利生产的低噪音砼振动器吸引了。他不顾意大利商人有意抬高出售价格,坚持买回来租赁给建筑单位,并派出技术人员协助试用。一段时间后,振动器被带回中联公司,攻关课题组立即对其进行了解剖。詹纯新下令,不仅要吃透它的性能,更要找出它的不足。随后,詹纯新又邀请为该产品配套的供应商来中联,参与这一产品的研制提升。产品不仅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同时也糅进了自主的科研成果。
2001年8月,中联公司生产的低噪音砼振动器进入LG曙光的工地上,经过测试,施工噪音低于70分贝,性能比意大利生产的还要优越。
砼振动器是建筑单位浇铸砼不可缺少的设备,产品不大,但噪音极其扰人。近年来,一些城市为保护环境,相继下发了居民区附近施工工地夜间不准施工的规定,其矛头就是针对该设备。如今,中联公司的低噪音产品的推出,建筑单位几十年头痛的问题迎刃而解,广阔的市场一蹴而就。
高位嫁接的创新思想,使中联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就融入了国际市场,一大批产品被注入了更高的科技含量,研发能力已达到与国际同行肩并肩、手挽手共图大业的高度。
企业有一点规模,就想把蛋糕做得更大。但扩张前面有雷区,盲目为规模而做大,一不小心就成了先烈。
做强与做大的方程式
马胜利造纸集团当年曾发誓要承包100家造纸厂,实际仅承包25家便后院起火;巨人集团也曾立志建造珠海第一大厦,结果楼没建起来,巨人先倒下了。扩张,似乎成了许多中国企业逾越不过去的一道坎。
2000年10月,改制后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企业出了名,有了钱,上门来寻求合作的伙伴便络绎不绝。面对众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新技术项目,詹纯新并非不为之所动,但他考察了几个项目后,便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所能及的。“股东的钱不是那么好花的,一旦投资得不到预期的回报,便会用脚投票,那时企业的末日也就到了。”詹纯新如是说。
就中联重科如何扩张问题,詹纯新在董事会上向各位董事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中联重科的主业够不够做?大家认为,够做。因为2001年中国建设机械总销售额仅为560亿人民币,而美国一个企业销售额就将近200亿美金。以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连外国同行也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就足以说明市场空间是足够大的;第二,工程机械产业值不值得做?大家说,值得。因为在家电、IT、啤酒等无数产品都已进入微利时代,惨淡经营的今天,工程机械仍然有着可观的利润空间;第三,难不难做?大家回答,难!随着中国的入世,外国产品长驱直入,市场竞争已极其惨烈。
三个问题讨论完毕,董事会达成了共识:既然中联的主业够做也值得做,为什么还要好高骛远奢求其他?至于难做是因为门槛高、技术壁垒森严,而中联重科的强项正在于此。既然具备了与国外同行比肩齐眉的创新能力,为什么不在主业大显身手?
有了正确的理念,中联重科的扩张步子走得既稳又快,且手法独特。英国保路捷公司是一家日资控股的百年老店。企业生产的非开挖设备可使管道在地下爬伸一公里之多,解决了城市建设动辄“开肠破肚”的尬尴难题,是国际知名品牌。由于日本经济的衰退,控股方持续对企业“抽血”,使该公司经营难以为继。詹纯新看中了保路捷的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经过近一年的“放长线”战略,2001年秋,在该企业濒临破产之际,中联重科仅斥资1000万人民币就一举将其收购。此举不仅使中联重科成为跨国企业,而且市场一下子就拓展到欧洲及日本,如果达产,销售额一年便是3000万英磅。
“其实,低成本扩张不是简单的买一个便宜东西,关键要看它的预期收益”詹纯新在诠释这次并购案时说:“如果企业自己开发一个新产品,需要投入的不只是资金和人力、物力,还有时间,因为国际市场网络的建设和品牌的培育,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而通过这样的并购,企业则可在一夜之间,将品牌、技术和市场网络划归己有。”
既然法国达能将乐百氏连同中国市场在瞬间划到自己旗下,中国的中联重科为什么不能拥有保路捷和欧洲市场?
并购后的保路捷生产重心迁移长沙,在英国只保留研发中心和营销总部,詹纯新认为这样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解决了战线过长管理容易失控的难题。
收购保路捷是第一步,整合湖南建设机械行业是第二步。詹纯新说,或许就在今年,中国赢利潜力最大的建机企业就会在湖南诞生,但这并不是他的理想,他的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德国工业的辉煌身影。一个庞大的企业就是一座城市,一个伟大的企业则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
中国有许多老板,往往以“自己一旦离开企业,员工就失去饭碗”为由,炫耀自己的重要性。殊不知企业家的能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正是无数曾经辉煌过的企业成为“流星”的悲剧所在!
个人魅力与企业能力的方程式
詹纯新说,创业初期他是不懂管理的。完全是凭着科技创新、个人胆识在打造一个企业。但他知道,企业大了,要想可持续发展,企业能力比个人魅力更重要。
1996年,詹纯新出任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院长。随着中联公司的不断壮大,创业初期詹纯新提出的让“研究院成为公司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但令詹纯新隐隐不安的是,少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院所,却多了一个传统体制的国有企业。
詹纯新开始向中联公司单一的产权结构、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开刀。他在党的十五大之后,果断地提出了中联公司整体改制的方案。经过不懈努力,一个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股份制企业——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8月诞生。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企业理念,新的企业能力为中联重科的超常规发展添上了腾飞之翼。
借鉴许多企业的成功经验,中联公司的全体员工被宣布“集体下岗”后,进行“重新洗牌”:国家职工向企业员工转变,企业干部由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变,每年一次竞争上岗。与许多企业不同的是,对于下岗职工,中联公司不是一退了之。在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理念中,詹纯新又加上了“改造人”的新观点。保证基本工资,接受再就业培训,然后再竞争上岗。下岗职工受到了震动,却没有被中联抛弃。詹纯新说,简单地一退了之,企业省事了,社会却多了一个负担。
詹纯新淡泊个人名利,对职工群众的利益却看得很重。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他都要召开员工自动参加的专题对话答疑会,和员工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向员工解疑释惑,一方面听取员工对改革方案的修改补充意见,使得方案更加完善。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改革的实施自然得以顺利进行,由此也更增加员工队伍对领导人的信任度。
詹纯新坦陈,自己在中联重科目前还属于“诸葛亮”式的人物,能力和言行还在左右着企业的发展,从眼前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长期下去这对企业就是十分不利的。他说,就像一名田径运动员,如果他的最佳成绩是100米短跑,教练却让他跑400米,那么后300米的成绩肯定是糟糕的;但如果是跑接力赛,每个人都把最优异的成绩奉献在100米,企业就会持续、健康发展。
怎样才能把一个人跑400米变成4个人的接力赛?他说靠机制、靠企业文化。詹纯新现在已经把“机制”和“文化”纳入工作重点,虽然他现在只有47岁,但他认为做好这两件事绝非一日之功可为,未雨绸缪总比临时抱佛脚强!
詹纯新说他退下来的最大愿意,是到大学教书。他想把多年来管理企业的体会和经验,从西方企业学到的管理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很好地梳理总结一下,再把这笔宝贵的财富回报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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