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产能 推绿色 调配置——潘云良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发展绿色建材，就是建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将满足人民在居住方面的更高需求。为更好地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去年8月，工信部、住建部出台《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强建材生产与建筑设计、工程建造等上下游企业互动。4月8日，我国第一家以促进绿色建材推广和应用为宗旨的国家级产业联盟——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在北京宣布成立。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云良在会上做了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中国宏观经济的主题演讲。

  关于如何去产能和绿色发展的问题，是潘云良老师一直关心着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出席联盟会议并发表演讲之后，我们专程采访了潘云良老师，他就去产能和绿色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去产能要做好减法

  孟宪江：请谈谈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及今年重点工作“三去一降一补”的理解和认识。

  潘云良：在经济理论分析中，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侧。供给指的是一个生产者在其他条件不变，一定时间之内，能够并愿意以一定价格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数量。需求是一个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一定时间之内，能够并愿意在一定价格下购买的产品数量。当市场上有剩余的时候，那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当市场上有短缺的时候，那就是需求大于供给。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这块硬币的两面。供给决定增长能力，即潜在增长率，需求决定潜在增长能力能否充分释放，使潜在增长转化为现实增长。刺激需求，短期会促进增长，但前提是有相应的潜在增长能力，并且供给结构同需求结构是适应的。

  总需求的一般模型为Y=C+I+(X-M)，即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X为出口、M为进口)三部分组成（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包括在总投资、总消费中）。总供给的一般模型为Y=AF(K,L)，即资本（K）、劳动（L）和全要素生产率（A）。Y=C+I+(X-M)，是从需求角度解释经济增长，Y=AF(K,L)，是从供给角度解释经济增长。两者均衡，才能实现持续增长。

  需求刺激的传导机理。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要通过政府干预刺激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均衡。刺激需求一般通过两大宏观政策手段，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刺激家庭、企业、政府、金融四个领域的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增加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在总供给可以支撑和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条件下，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不是靠自有资金，不是靠资本回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政府税收等的实质性收入增加带来的，而是靠举债增加的支付能力。如降低居民购房首付比例，会刺激首付资金不足的居民扩大购房数量，从而带动房地产增长和经济增长。但这不是居民收入实质性增加而扩大的需求，而是靠居民增加负债扩大的需求，是建立在提高杠杆率基础上的，因而具有不可持续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上刺激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上升。负债总是要还的。利息倍数（付息、缴税之前的利润／利息负担）是衡量偿债能力的重要财务指标，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利息倍数＞1，既可以付息，也可以还本，属于良性债务；第二种是利息倍数=1，企业收入刚好等于利息，只能付息不能还本；第三种是利息倍数＜1，进入庞式融资阶段，不仅不能还本，还付不起利息，只能靠再融资付息，若融不到偿还付息的资金，出现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须出售资产偿债，资不抵债就会破产。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传导机理，要先明白改善供给的三个主要途径：增加劳动数量和提高劳动质量、增加资本数量和提高资本质量、改善劳动与资本的组合即优化资源配置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宏观背景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在这一背景下，扩大劳动数量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扩大劳动数量，包括增加劳动者人数和劳动时间，而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总体上的，不是微观个体的一天或一周的劳动时间，而是所有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农民工难以市民化，致使不少农民工40多岁就回乡、退出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同城市劳动者一生一般60岁退休、工作40年相比，少了近20年，这是劳动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不突出，但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下降阶段，这一问题开始突出，加重并加快了人工成本上涨压力，削弱了我国的整体竞争力。而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除了在户籍上解除限制外，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在何处居住的问题，这是房地产去库存和推进城镇化的逻辑所在。提高劳动质量主要靠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包括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就业的适应性。

  扩大资本数量和提高资本质量可以通过扩大生产性投资的方式实现，其中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有利于提高资本质量，而不是为了增加生产能力。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改善劳动与资本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技术、制度、结构等的进步加起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了，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报酬，即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这就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这样增加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而不是债务支撑的泡沫化需求。如此实现的增长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从1990年到现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的比例上升，由76%升至85%，但是投资却降了10%。这足以说明刺激投资不是长久之策。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过去一直是短缺经济，所以，需求侧一直是政策的重点，这是正确的。但从去年看，消费占58.4%，投资占43.4%，出口负1.8%。再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几乎到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改革转向供给侧是明智的选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当前我们应做好“加”和“减”两篇大文章。

  做好“减”这篇大文章，考验着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的能力，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景。压减产能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涉及企业债务、职工安置、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问题。

  但减产能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经济步入新常态后，这个问题越发成为转型升级的羁绊。这个问题不解决，去杠杆、去库存等其他问题也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对此，《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已经对减产能作出明确的部署，就是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途径，加快化解产能过剩。我认为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样把政策落实。从中央层面，关键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产能主动退出。要研究制定务实有效的激励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压减产能。一是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主动退出过剩产能。二是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减量化兼并重组，退出部分产能。三是城市钢厂实施转型转产或减量化环保搬迁。四是结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优势产能“走出去”。

  需要指出的是，在减产能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中国式治理产能过剩的运动，已不止一次地落入一个似乎无解的怪圈：政府一方面不断调控产能过剩，而另一方面，一遇到宏观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就把加大投资当成了救命稻草，行政审批大笔一挥，项目又上马了。新一轮产能过剩行业还是多年来的老面孔：钢铁、水泥、电解铝……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多是2009年金融危机时用来救经济的“十大振兴产业”，救经济一时，后遗症却要更长时间来埋单。上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抑制产能过剩作为中心议题，还要追溯到2009年8月26日，当时将钢铁、纺纱、电解铝、煤化工、水泥、氧化铝、太阳能、风能等19个行业列入产能过剩名单，而这次又增加了3个新兴行业；再追溯到2006年那次调控，当时列入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的行业只有10个。不到7年，产能过剩的行业名单翻了一番还多。最近一段时间，光伏电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风机产能利用率不到70%，光伏电池开工率仅为57%，多晶硅开工率更是低至35%。由此可见，用政府手段化解产能过剩之难。

  关于减库存，现在的情况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持续上涨，而不少二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依然“寒意十足”。这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和复杂性。现阶段三四线城市是去库存的焦点。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和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要市场需求与民生需求区分开来。三四线城市是市场需求不足，而民生住房供给不足。

  关于去杠杆，通俗地说，杠杆率就是债务负债率。高杠杆和过剩产能导致的增长陷阱,以及可能引发的债务和通缩的螺旋式下降,使得去杠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可以从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部门4个方面进行测算,其比率是各部门负债对GDP比值的加总。截至2014年末,中国经济政府债务规模为150.36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达235.7%,较1999年末的145%上升了90.7个百分点,较2008年末(中央政府面对金融危机推出4万亿计划)的170%上升了65.7个百分点。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银行贷款不良率抬头，中国债务水平需要引起警惕，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造成的问题，也要审慎分析中国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样的现象。因此，如何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是中国金融稳定的重大挑战。

  关于“补短板”，可以从不同角度看短板，从不同收入群体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农村贫困人口；从产业看，现代农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是短板；从产品看，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是短板；从质量和数量看，高品质产品是短板；从资本看，相对于物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短板；从生产要素看，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是短板等。[Page]

  绿色是转型的方向

  孟宪江：您刚才从宏观层面介绍并解释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内容。那么就钢铁和建材等具体行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去产能”的影响及改革建议，您有何想法？另外，您对绿色建材产业发展有什么认识、意见建议？

  潘云良：目前，中国钢铁业虽然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国内企业的增产意愿仍然旺盛。据中联钢网统计，2014年，中国将有24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虽然与2013年新增加的7000万吨相比减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况下，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据悉，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体现。

  关于建材行业，这是涉及建筑、家居等极其广泛的一个行业。一般我们常见的大型类建材有钢筋、水泥、混凝土等，小一点的还包括洁具、石材、涂料、窗帘、门窗、砂石、电梯等。除此之外，现在市场上又不断出现新型的建材，如新型墙体材料、混凝土外加剂、新型辅料、环保建材、钢塑复合管等。这里面目前急需减产能的首当其冲是水泥。

  我国水泥行业早在2003年就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当时立窑等落后产能的产量占总产量的78%，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22%，主要任务是淘汰落后的立窑产能过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水泥产量234796万吨，同比下降4.9%。全国水泥行业实现利润总额329.7亿元，同比下降58%，利润不到去年的一半，甚至低于近7年的盈利水平。

  尽管产能增长势头走低，但此前的产能严重过剩引发市场恶性竞争，水泥销量呈现25年来首次下降，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水泥年平均出厂价格每吨270元，比2014年低29元。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行业亏损面快速扩大。

  2015年，水泥行业企业亏损面约为35%，亏损面较上一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215.36亿元，亏损额较上一年增长一倍多。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中，有9个省出现水泥行业亏损，约占29%。在这种产能严重过剩的状况下，水泥行业今年就可能面临全行业亏损，甚至比现在的钢铁、煤炭行业更困难，所以化解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困局是当务之急。

  在建材行业中，平板玻璃也是中国政府认定的五大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之一。据证券公司国泰君安证券统计，中国全境已有290条平板玻璃生产线，2014年预计还将新增42条。由于中国房地产行情萎靡不振，当前平板玻璃行业库存正快速膨胀。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央对清理过剩产能的决心前所未有，建材行业去产能任重道远，并购重组是一条合理化路径。

  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力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取得突破，同时中央将设立专项资金，对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这个奖补的资金主要用于人员的安置。

  至于绿色建材产业发展，我认为这既是当前行业发展的短板也是未来发展方向。推广绿色建材是时代的紧迫要求。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绿色建材的评价和认证，对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要给予政策支持和保护。

  当前，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成为拉动绿色消费、引导绿色发展、促进结构优化、加快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建材工业“十三五”时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

  矫正要素配置扭曲

  孟宪江：请您谈谈“十三五”期间，行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具体想法，当下需要有哪些根本性的改革和变化，如何确立改革的工作内涵、工作目标和实现路径。对改革有什么样的预期？

  潘云良：资源总是稀缺的，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优化资源配置，具体作用于三个层面的对象。

  一是企业内部要素配置。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实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包干，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

  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就是使资源更多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解决的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问题。如果要素被“僵尸企业”长期占用，甚至劣币驱逐良币，资源在企业间错配，就是效率的最大损失。

  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这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更多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从传统业态流向新业态、从虚拟经济流回实体经济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发行。核心性的政策是提供制度环境，如市场制度方面的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退出即企业破产制度等；企业制度方面的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处置“僵尸企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等；政府管理方面的简政放权、减少政府不当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养老保险体制等等。

  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一句话，不管用哪种方式，最终都是为了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握好的关键点。

  我们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市场这个两个实例来加以说明。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谈谈人才资源的配置问题。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力量，如何让国有企业既姓“国”，又姓“市”，让国有企业与市场结合，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我们必须找到国有企业领导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政府可以通过委派董事长和党委书记来实现。政府可以对所委派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进行限薪。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以用激励到位、约束到边的制度，按业绩对其进行考核与奖励，并赋予董事长从市场中公开竞争、公开选聘职业经理人的权利。董事长通过市场的手段选聘而来的职业经理人拥有国有企业的经营权，让职业经理人来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融合发展的目的，职业经理人的去留也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如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就可以很好地整合生产要素，使之成为生产力，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国有资产也得以保全。

  当前，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价格不断走高，这种状况并不利于房地产的去库存和去杠杆，反而是在加杠杆。

  在房地产市场中，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应该用产业来去库存，就是把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和工业园合理配置到二三线城市。这样，劳动力才可能在二三线城市中找到工作，才会有收入，才会在二三线城市中稳定下来，进行置业、生活，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就逐渐稳定下来。

  在产业配置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被城镇化现象的出现，一旦出现被城镇化，将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一则，被城镇化后，大量农民被集中上楼，居住环境虽然得到改善，但由于没有了生产资料，没有了职业和收入，久而久之，他们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二则，大量被集中起来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现在这种占地面积很大，但只有几家企业入驻，几近荒废的工业园区在各地都有，这是一种很大的资源浪费。

  孟宪江：最后还想请您谈一谈国外供给侧改革的做法和经验。

  潘云良：说到国外，人们很容易想到供给学派。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利用，所以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最典型的供给学派理论是萨伊定律，它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例如人们生产商品后会消费一部分，剩余的部分拿到市场上与他人进行交换，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不同于供给学派就在于，供给学派认为不存在生产过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的恰恰是结构性过剩。

  至于说具体做法与经验恐怕以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最为典型。美国经济当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第一，上世纪70 年代后，面对国外的竞争，国内的商品竞争力下降，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第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居高不下，企业所得税率更是高达46%，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第三，政府对经济和价格的管制存在过度干涉的问题，企业经营效率低下。

  面对经济的下滑和高通胀，美国当时似乎也失去了方向，深陷“凯恩斯主义”模式的美国政府似乎变得束手无策，通过加大刺激更像是饮鸩止渴，反而使得经济不增反降；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执政的里根政府推出了供给侧改革，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减税、缩减财政支出，减少社会福利等，使得美国经济在经历短期的阵痛后成功走上复苏繁荣之路。供给侧改革拯救了美国经济，同时也成就了一代伟人里根。

  撒切尔夫人1979 年上任首相后，也是采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恶性通胀得到控制，经济触底反弹，长期稳健增长。撒切尔的结构化改革被认为“挽救”了英国经济。

  如果说他们的共同点和经验，我觉得以下几点可供借鉴：重市场、少政府干预;整顿财政，压缩政府开支;减企业和个人税负;国企改革和放宽民营准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当然，我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国的经验，为我所用，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更好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