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经济影响：关于复工率、物价、债务及外部影响的数据分析

新冠疫情无疑是影响今年全球经济的大事件，鉴于目前对于本次疫情的流行病规律仍处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因而最终疫情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也处于持续观察中。此次抗击疫情已采取战时应对模式，那么后勤保障就成为取胜关键，因此与抗击疫情并重的当务之急就是被疫情阻断的经济如何尽快有序恢复正常运行，为此有五个经济问题需要格外引起警惕。

首先，过低的复工率将对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本次疫情爆发期与春节叠加，因此节后的人员复工率成为生产秩序恢复的核心因素。然而截至2月13日，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全国铁路、道路、水路和民航每日发送旅客的数量持续处于1200万人次的历史低位，而春节前每日发送旅客数量为8000-9000万人次，显示受疫情影响，节后的人员复工率大幅降低。

若以春节为节点，将本次春运期间进行划分，春节前1月10日至24日（己亥腊月十五至除夕）期间，全国铁路、道路、水路和民航累计发送旅客达11.35亿人次；春节后1月30日至2月13日（庚子正月初六至二十）全国铁路、道路、水路和民航累计发送旅客仅有1.85亿人次，仅占节前发送量的16.3%，若再结合发电量、煤耗、钢材交易、地产及汽车销售等高频数据的变化情况，大致估算下来，截至目前，节后人员复工率可能尚不足20%，表明疫情已对正常的生产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如何弥补由此出现的供给缺口，直接关系到“战疫”的后勤保障。

其次，生产、运输等系统受疫情影响下触发的物价意外变化。自去年4月份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价格开始持续快速抬升，截至上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已高达116%（为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在此带动下，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升至20.6%，消费品价格同比涨幅升至7.7%，而CPI同比涨幅也升至5.4%，均为2011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

春节前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各地为应对疫情，均不同程度采取了对交通运输和人员流动的管制措施，受此影响，当地产品滞销严重，相应供货商大都通过调低价格提升本地居民的消费比重，短期内由于供需关系的变化，预计2月份和3月份CPI涨幅可能会下降。但伴随前期库存消化的结束，新增供给又因人员复工率低、运输不畅等因素难有快速增加，物价涨幅会重新快速反弹，尤其是在居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刚性推动下（疫情因素还会刺激居民囤积物品），通胀压力很可能骤增，而之前对今年下半年通胀回落的预判落空，居民预期随之将迅速恶化。

另外，与新冠疫情同步的不利因素，就是正在快速升级的非洲蝗灾，目前近4000亿只蝗虫已飞过红海进入欧洲和亚洲，可以预见今年国际粮价将受到蝗灾的较大影响，不排除国际粮价暴涨的局面出现。

第三，内外之间相互外溢性影响的负面冲击。截至去年末，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13%，中国商品进口占全球商品进口总额比重也超过了10%，而在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商品出口和进口占全球的比重仅分别为5%和4.4%，因此，当前中国对于全球外溢性影响已大幅提高。

伴随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全球供给链已经受到持续严重冲击，尤其是全球对中国供给和需求增长预期的逆转，将进一步削弱全球贸易的增长。今年以来，无论是国际航运的运费，还是国际油价都在下挫，例如BCI（波罗的海好望角型船运价指数）已经史无前例地跌入负值，今年已累计下跌118%，BDI（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累计下跌57%，WTI原油（西德克萨斯中间基原油）累计下跌16%，并曾一度跌至50美元/桶下方。

去年7月份，麦肯锡发布《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这种联系的增强或减弱，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而在本次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对全球的外溢性影响带来的全球变化，反过来也会对中国产生外溢性影响，其间是否还将出现意外负面变化尚未可知，但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原本正在筑底的中国经济而言，不利影响的概率更高。

第四，外界对中国看法变化的影响难以准确估量。针对本次疫情，世卫组织（WHO）已于1月31日凌晨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而伴随疫情的蔓延，更是有不少国家出于自保，相继出台不少限制中国公民和商品的措施，甚至不排除全球产业链将进一步加速调整，这些变化在短期内必将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我们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扭转疫情带来的外部环境不利变化，恢复外界对我们的信任，尚难准确估量。

以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为例。2011年3月12日，受3·11日本地震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发生泄露，由此给日本带来一系列负面冲击。由于外界对日本看法的变化，2011年和2012年期间日本吸引的外商投资出现负增长和零增长，2011年至2015年间的日本贸易更是出现了罕见的5年连续逆差，这是195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局面。由此可见，福岛核事故触发的外界不信任，对日本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持续时间很长。

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日本凭借其海外布局产生的外汇现金流，是完全可以弥补外界不信任带来的贸易逆差和外商投资下降产生的外汇缺口，中国则没有这个优势，我们的外汇资金主要还是依靠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顺差，外界不信任感如果长期存在，我们可能会面临外汇资金出现缺口的局面；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加速调整，中国金融市场受疫情拖累等因素，均可能导致跨境资金流谨慎进入中国市场，进而制约了我们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下获取外部资金的能力。截至目前，我们的外汇储备有3.1万亿美元，但我们从居民和非居民获得的外债规模合计近2.8万亿美元，两者轧差后仅剩3000余亿美元，只能涵盖我们两个月进口所需的外汇量。因此，一旦本次疫情蔓延势头未能尽快被遏制，外界不信任预期一旦发散，我们外汇资金缺口的弥补就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而我们刚刚实现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正在开启的经济结构调整可能都会被影响。

第五，应对疫情实施的宏观政策，可能引发全社会债务的进一步固化。因疫情和抗疫连带出居民、企业可能出现的资金方面的困难，宏观政策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予以纾困，同时为了尽快复产，以及增加医护品的生产，政策部门还对重点企业给予融资、减税、贴息等政策优惠。出于遏制疫情和恢复生产的考虑，出台相关政策是必然之举，但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此举的副产品就是可能导致全社会债务的进一步固化。自2016年以来，针对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宏观政策部门通过政策组合拳，初步遏制了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同时全社会债务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同步，居民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相应上升，那么在本次抗疫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债务固化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隐患。

另外，近期一些现金流充沛的企业更加被金融机构青睐（据路透社报道，包括美团点评、小米、滴滴、360、旷视科技等在内的300余家中国企业正寻求总计至少574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其中小米获得授信额度50亿元，据称将用于包括口罩和温度计等医疗设备的生产销售，美团获得授信额度40亿元，用于为武汉医务人员提供免费送餐的资金支持等），这些企业也更愿意获得低成本的融资，这些局部现象透露出的信息是否预示着，伴随债务固化，融资结构也会偏离政策初衷呢，需要格外关注。

上述五点的担忧，均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全社会的就业大局，进而影响到社会体系的稳定，因此，针对这五个方面，包括政策部门在内都需要作长远的打算。例如，针对可能出现的居民通胀预期恶化，要提早做好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出现的外汇资金缺口，是否考虑提早通过多渠道进行外汇资金筹措，以备不时之需，包括央行的货币互换；在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以及修复外界信任感方面，则更需要系统化地考虑等等，这些都需要将短期应对和长期战略规划综合平衡好，否则一旦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那么问题解决起来更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