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不同意” 跨省固废处理受阻背后的供需困局

　　“我县不同意。”10月27日，四川省叙永县“叙永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对一起横跨两千多公里的固废跨省转移处理明确表态。

　　事情起因于几天前，浙江省嘉兴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跨省转移1万吨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物，意向目的地即为四川省叙永县。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跨省转移固体废物，需要经过固废接受地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方可核准转移。叙永县政府办公室发布说明时，此事尚处于企业单方申请阶段。

　　记者在这份情况说明中注意到，叙永县政府拒绝的理由是当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公司并不具有处置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物的能力。而此前，嘉兴市环保局在解释这次不惜“千里跨省”处置固废的行动原因时也表示，“因为省内和周边找不到处理的地方，处理能力饱和了。”

　　一边是处理能力饱和，另一边是无相关的处理能力，反映了环保趋严的情况下，固废市场供需的不匹配。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固废处理价格上涨，固废与危废分类界限不明晰，导致一些制造企业生产成本逐渐攀升，此外，固废在企业间的循环利用尚不顺畅，也使一部分资源被浪费。

　　受访专家建议，在环保技术达标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政策与资金的引导，让固废处理市场有更多的参与主体进入。

　　固废处理成本攀升

　　截至10月30日，嘉兴市环保局官网的“审批公告”一栏中已撤下了嘉兴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跨省转移的公示。

　　“实际上我们也不想跨省转移，这样成本会高得多，需要去和外省省级环保部门协调。我们也是提倡省内优先，但省内找不到了就只能去外省了。”嘉兴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10月30日说。

　　事实上，此次跨省处理遇阻事件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当前在环保趋严的情况下，多地固体废物市场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距离浙江嘉兴不远的上海，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了一家位于远郊区的工业固废处理企业。一位负责人10月30日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地区有资质的固废处理企业并不多，且每年的固废处理量和增量指标都会有严格的规定。

　　据上海市环保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0月23日，上海共有25家具有资质的危废集中处置企业，在2016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3家企业。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有资质的处理企业虽有增多，仍然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企业的业务合同早已在年初就已经全部签完”。

　　一位业内人士10月30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有资质固废处理企业的数量和技术水平与实际市场需求量不匹配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并不鲜见，尤其常见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环保趋严的压力下，固废处理价格也因市场供需紧张不断攀高，给一些生产制造类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生存压力。

　　10月30日，路博润管理有限公司亚太区运营副总裁刘爱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公司在广东珠海主要生产添加剂，每年都会产生较多的固废垃圾，但2017年在环保趋严的情况下，企业原来的固废处理供应商的处理技术被淘汰，从而资质也被吊销，不得不重新选择有新资质的固废处理供应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固废处理价格上涨的现实。

　　“近3年左右的时间里，每年的固废处理成本增速达到了20%左右。”刘爱民告诉记者，当前同样的固废处理，美国的价格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固废处理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不少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成本问题之一。

　　记者了解到，此前在珠海，类似路博润公司的固废处理供应商不少都是民营的、小规模的企业。环保趋严后，不少小企业因处理技术相对落后，被监管所淘汰，同时新增资质企业的数量有限，使得当地的固废市场处理价格开始逐渐走高。

　　10月18日，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通常情况下，在政府环保检查期间或固废公司换证期间，固废处理公司可能会停止相应固废的处理，企业因此不得不面对固废处理涨价的情况，有些企业无奈之下会选择先将固废大量堆积。

　　据2017年11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每年产生一般工业固废约33亿吨，其中工业危险废物约4000万吨。同时，历年堆存的工业固废总量达到600亿至700亿吨。

　　前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固废处理行业虽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行业，但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又是一个市场行为，就容易出现政策在实际落地时不能充分满足市场情况和企业的具体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监管部门对价格进行合理的引导。”该业内人士指出。

　　固废分类与利用仍需完善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当前除了固废处理价格攀升的情况，还存在着固废分类不够明细、企业间固废转移缺乏制度支撑等问题。

　　其中，在固废与危废的界定中，当前不少企业表示，其产生的危废在我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被统一按照危废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由于固废和危废的处理价格相差较大，也使得不少企业与当地环保部门存在一定的分歧。

　　刘爱民就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一些特殊生产线产生的固废组合很难完全界定为属于固废还是危废，很多就需要“单次单办”，在工厂申请立项的时候就需要与当地的环保部门进行沟通处理。

　　“但往往各地界定标准并不相同。”刘爱民表示，面对复杂的固废组合，有些地方会按照一般固废处理，而有些地方则会统一按照危废的标准处理，整体缺乏较为细致的分类管理细则。

　　实际上，2016年环保部曾新增了117种危险废物至《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危险废物的界定和排放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也使得当年危废排放量增加了34.79%。仅从当前企业反馈的现状来看，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分类与界定仍然有进一步明细的空间。

　　此外，无论是一般固废还是危废，目前在企业间的流转循环利用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也是不少企业正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0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向记者表示，随着固废处理市场的规划化，类似市场矛盾的出现也是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关键是政府在推动环保政策升级的同时，也要对环保产业的效能予以重视并进行及时科学的规划。

　　“首先在规划上，需要加强对环保产业的重视，将其纳入到环境治理的重点发展战略中；其次，也可以通过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让市场能够有更多的参与主体进入。”曾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10月30日，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向记者建议，对于环保产业的发展，应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一方面增加企业数量、扩大产能规模；另一方面可以允许更多的社会资本、中小企业进入，跟市场需求对接，来平衡固废处理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矛盾。

　　李佐军认为，允许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并非等同于降低环保产业准入的门槛，而是在处理技术达标的基础上参与发展环保产业。

　　同时，还可以在环保产业方面尝试开展国际合作，通过类似中国进博会这种平台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开展合作，提高当前固废处理效能不足的问题。